阿含經成立之因緣
一
「阿含經」是一部經的集錄，中國的譯經師們於翻譯此經集時，以「阿含」作為經題，此乃梵語Āgama之音譯。「阿含」(Āgama)，有「到來」(Coming)、「傳來者」(Anything handed down)之意，其義為「傳來之經」。其音譯尚有「阿笈摩」、「阿伽摩」等，但作為經題，一般皆採用「阿含」之譯名。
此一經集傳到中國並譯出，其時間約在西元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前半葉，茲列舉諸本漢譯阿含之現存本、譯者及翻譯年代如下：
1.「中阿含經」六○卷，二二四經，譯者僧伽提婆(Sajghadeva)，譯出年代約西三九七～三九八年。
2.「增一阿含經」五一卷，四七二經，譯者僧伽提婆(Sajghadeva)，譯出年代為西元三九七年。
3.「長阿含經」二二卷，三○經，譯者佛陀耶舍(Buddhayawas)、竺佛念，譯出年代為西元四一三年。
4.「雜阿含經」五○卷，一三六二經，譯者求那跋陀羅(Gunabhadra)，譯出年代為西元四三五年。
(此外，尚有異譯「別譯雜阿含經」十六卷，三六四經；及「雜阿含經」一卷，二七經等)
如上述列舉，自今觀之，阿含諸經集錄可說大致皆已全部譯出。然而，其後此一稱為「阿含」之經集，在中國卻受到極不合理之待遇；即使是幾乎長時期完全處在中國影響下之日本佛教而言，對此阿含經集之不合理待遇，亦幾乎亳無改變之處。總之，此一被稱為「阿含」之經集，在中國、日本等佛教界，長時以來，可說完全不受重視，不被讀誦，不被研究。究竟何以造成這種現象呢？雖然事屬遺憾，但不能不對此一事實詳述所以，否則，就無從闡明我們之所以必須重新論究「阿含經」之理由。
其所以形成如此之現象，實是由於「阿含經」被判釋為小乘經典之緣故。若更具體說明之，是受到天台大師智顗(538～597，六十歲示寂)「五時教判」之壓倒性影響力所致。
「天台四教儀」(高麗．諦觀錄)卷首有云： 「天台智者大師，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，罄無不盡。言五時者：一華嚴時，二鹿苑時，三方等時，四般若時，五法華、涅槃時，是為五時。」
關於這點，有中國古代之文獻批判。
此乃依據「妙法蓮華經」第四信解品所說之「窮子喻」，將釋尊一代說法分為五時之判別。對這觀點，我現在不予一一詳述，僅將其概要略示如下：
1. 華嚴時 三七日 說「華嚴經」。
2. 鹿苑時 十二年 說「四阿含經」。
3. 方等時 八年 說「維摩」、「勝鬘」等諸大乘經。
4. 般若時 二十二年 說諸般若經。
5. 法華、涅槃時 八年 八年說「法華經」，一日一夜說「涅槃經」。
釋尊在菩提樹下成就大覺，其後於三七日間在樹下講述其所證悟之高深玄妙教義，此即「華嚴經」的全部內容；然世間無智而鈍根之人，完全無法理解此一深妙之教義。此一時期，即是「華嚴時」。
接著，釋尊於此後之十二年間，乃降低程度，特為鈍根無智之人講述較淺近、較具體之教義，此即「四阿含」之全部內容。此一時期之說法，因為在鹿野苑初轉法輪，故稱為「鹿苑時」。
但自此以後，逐次提高程度，先講述「維摩經」、「勝鬘經」等諸大乘經典。此一時期，智顗判稱為「方等時」。「方」是「廣大」之意；「等」是「平等」之意；都是指大乘佛教時期之用語。方等時之時，前後歷經八年。
然後，連續二十二年講說各種「般若經」。又再經過八年，講述「法華經」。最後，再以一日一夜講述「涅槃經」，說明法身常住和悉皆成佛之理。此一時期，稱「般若時」和「法華涅槃時」。
準此而言，現今所謂「阿含經」，乃釋尊為無智之鈍根者降低說教程度，使用淺近而具體的內容所講說之教法。由是，對於受到「五時教判」壓倒性影響下的中國與日本之佛教徒而言，他們之所以忽視這部被稱為「阿含」之經集，而不予讀誦，不予研究，可謂理所當然之事！
然近年以來，所謂「五時教判」，已漸失其壓倒性之影響力，目前甚至已到無人問津之地步。另一方面，這部「阿含」經集，卻被察知實是理解根本佛教，亦即理解釋尊說法的原始風貌之最珍貴資料。
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
二
此即近代佛教學者之新發展所獲得的成果之一。現在無法詳談近代佛教的全貌，僅將直接與此一問題有關之二三事提出討論。
首先要舉出的是與所謂的「南傳佛教」之會合。在此之前，日本佛教素被稱為三國傳來之佛教，即由印度、中國傳來日本之佛教；這是相對於「南傳佛教」而言，即所謂的「北傳佛教」，而他們對有關南傳佛教的種種，幾乎全然無所知。及至近年，才受到日本佛教研究者之重視，而這又是因為受到歐洲之東方學學者們之刺激所致。
此種趨勢，今亦難以詳述其全貌，故僅舉出其中一項具體事實敘述之，即一八八二年，由里斯大衛斯(T. W. Rhys-Davids)、佛斯伯爾(V. Fausböll)、奧登伯格(H. Oldenberg)等學者，設立「巴利聖典協會」(The Pali Text Society)。
在印度學成立過程中，首先被採用之語言為梵語(Sanskrit)，然原始佛教之文獻卻是用巴利語記述。職是之故，若不開啟巴利語研究之途徑，則不能廣開印度佛教之研究大道；而打開此一途徑者，即是「巴利聖典協會」之學者們，從此以後，此一領域之研究，即以一日千里之勢向前發展，終於匯成一股洪流。
以該協會為中心的學者們，其業績大致可歸納為如下三項。
1. 巴利原典之校訂與刊行：協會之事業，主要係校訂刊行巴利三藏，即經、律、論三藏中之經藏與論藏；至於律藏，因當時已有奧登伯格之「律藏」(Vinaya-pitakaj; 5 Bde. 1879～1883)，故未被包括在協會工作之內。
2. 巴利聖典之翻譯刊行：從經藏與論藏中，擇其重要者次第英譯出版。
3. 巴利語辭典之編纂刊行：里斯大衛斯與斯提德(William Stede)合編「巴英辭典」(The Pali Text Society's Pali-English Dictionary 1921～1925)，並刊行之。
綜上可知，歐洲學者們所完成之佛學研究成果，主要是仰賴巴利語聖典所提供之資料，由是，他們遂將所謂的原始佛教之研究作為工作之主流；雖然鍚蘭巴利所傳三藏是屬於「上座部」(Theravāda)，完全不包含大乘佛經典，然因歐洲學者們在新的佛教研究上之驚人成果，並且隨從他們學習之日本佛教研究者亦大為增加，故自明治後半期以來，日本之佛教研究遂漸演變成以原始佛教之研究為主流，而邁向新里程碑。
而在巴利三藏中，經藏乃集錄釋尊所說教法之經集，稱為五部(Pabca-nikāya)，其構成內容，列舉如下：
1.「長部經典」(Digha-nikāya) 三四經。
2.「中部經典」(Majjhima-nikāya) 一五二經。
3.「相應部經典」(Sajyutta-nikāya) 五六相應，七七六二經。
4.「增支部經典」(Avguttara-nikāya) 一一集，九五五七經。
5.「小部經典」(Khuddaka-nikāya) 一五分。
其次，先將「巴利五部」列表與前述「漢譯四阿含」加以比較，如此即可了解兩種經典之集錄絕非亳無關連，如再詳加比照，則更可得如下之認識：
a.「巴利五部」之「長部經典」與「漢譯四阿含」之「長阿含經」相比，其經數大略相等，各經內容亦大致相同。
b.「巴利五部」之「中部經典」與「漢譯四阿含」之「中阿含經」相比，其經數大致相等，各經內容大致相同。
c.「巴利五部」之「相應部經典」與「漢譯四阿含」之「雜阿含經」相比，乍看之下，就有不似相同集錄之感，不僅名稱不同，其經數相差亦頗懸殊。然「雜阿含經」有時亦被稱為「相應阿含」，兩者之經數雖然相差很多，但主要之經大致相同者亦復不少。至於經數懸殊之原因，據推測，可能是由於後代之變化與增加所致。
d.「巴利五部」之「增支部經典」與「漢譯四阿含」之「增一阿含」相比，首先從經題，即可看出係屬相同經典之集錄。無論稱為「增支」(Avguttara)或「增一」(Ekottara)，皆係意味著數目之語詞，亦即從一之順序，漸次增至十一之數字，依據此一形式，將諸經加以分類，即是「增支部經典」與「增一阿含經」之編集方式。其經數之所以迥別者，主要係由於「增支部經典」在經數計算方法上之特殊性所致。
e. 於「巴利五部」中被置於最後之「小部經典」，係集錄前四部以外之種種經而成者；據推測，在「巴利五部」中，其結集時間最晚。而相當於「小部經典」之漢譯經典獨付闕如。然見於「四分律」與「五分律」中有關結集之記載，有稱之為「雜藏」者，被認為可以相當於該部經；此外，收在「小部經典」之若干經，在漢譯藏經中亦時可發現，惟此等「經」在漢譯經典中迄今未發現依一定形式彙編成一部完整之經集。
總之，在「巴利五部」中，至少有四部與前面所述「漢譯四阿含」絕非各自不同之經，甚而更可認定兩者確係屬於同一系統之經典。至於其原型究係如何？以及其成立之情形如何？如今我們對此類問題業已握有足資憑信之資料。
三
巴利三藏中，與經藏－巴利五部並行之文獻，尚有「律藏」(Vinaya-pitaka)。在巴利律藏之小品(Culla-vagga)十一「五百(結集)犍度」章中有第一結集之記載，其內容大致如下。
下面一段記述，即為結集經典之動機。
釋尊於拘尸那羅(Kusinārā)入滅不久，較釋尊一行稍晚起程之摩訶迦葉等一行人，由一位迎面而來之外道得知釋尊入滅之訊息，大家極為震驚，悲傷逾恆，孰料，同行中竟有一老比丘卻大聲喊出不可思議之狂言：
「道友們！勿憂愁！勿悲哀！今我等終可脫離大沙門！彼大沙門整日總謂：『此事汝如法，彼事汝不如法』來惱亂我等。但自今以後，我等所欲之事即可隨欲而為，不欲之事亦可隨意不為了。」
此時，摩訶迦葉聽了，默然不語，直至將釋尊遺體妥善料理後，才呼籲同伴比丘說：
「道友們！我等應當結集教法與戒律，應該制機在先，勿使非法興而正法衰，非律興而正律衰；說非法者強而說正法者弱，說非律者強而正律者弱。」
其意無他，蓋唯恐正法紊亂，正律亦必面臨衰頹之時期，為把握先機，遂提議結集正確之教法與戒律。隨即，大眾皆一致贊成這項提議。
「既然如此，大德長老！請選擇參與結集工作之比丘吧！」 於是將結集比丘之提名工作，委託於摩訶迦葉。
於此，暫時擱下律藏原文，先就「結集」(Sangaha)一事略加說明。所謂結集，若依現代用語，即指編集之聚會；然於實際上，當年編輯工作之情形與現代編集方式完全不同，其內容不過是「合誦」(Sangiti)而已，因此第一結集又被稱為「第一合誦」。而當年的編集聚會───合誦究竟如何展開呢？關於這點，依律藏之記載，即可獲知詳細情形。
首先，摩訶迦葉所選定之五百比丘陸續聚於摩揭陀國首都──王舍城，因集會將在城外毗婆羅山(Vipula)山腰之精舍舉行。
在此次集會中，摩訶迦葉就任首座，先選出二人，其中一人為阿難，由於他長期擔任釋尊之侍者，無論世尊在何處講述任何教法，他都知之最詳，故在教法之合誦中，被選為誦出者。另外一人是優波離，他是嚴持戒律之人，故在戒律之合誦中，被選為誦出者。於是，結集工作依下列程序展開：
首先首座摩訶迦葉對出席的五百比丘宣布說：
「僧伽！諦聽！若是時間對諸位僧伽而言是合宜的話，我將向優波離問律。」
於是全體默然，表示承認之意。繼而優波離開口說：
「僧伽！諦聽！若是時間對諸位僧伽而言是合宜的話，我將答覆長老摩訶迦葉之問律。」
全體依然默然認可。於是摩訶迦葉問優波離：
「道友優波離！第一重禁罪(波羅夷Pārājika)是在何處制定的？」
「大德！是在毗舍離。」
「是由於誰而制定的？」
「是由於須提那迦蘭陀子而制定的。」
「是由於何事而制定的？」
「是由於不淨之法而制定的。」
如上所述，摩訶迦葉就一切律提出詢問，優波離則隨其所問，一一作答。
接著摩訶迦葉又對全場比丘說：
「僧伽！如果時間對諸位僧伽合宜的話，我將向阿難問法。」
隨之，阿難說：
「僧伽！諦聽！如果時間對諸位僧伽合宜，我將答覆長老摩訶迦葉之所問。」
於是摩訶迦葉問阿難：
「道友阿難！『梵網經』(Brahmajāla-sutta)於何處宣講的？」
「大德！是在王舍城與那蘭陀間的菴婆羅樹林中國王的別墅宣講的。」
「是由於誰而說的？」
「是由遊行者須卑與弟子梵摩達而說的。」
如上所述，摩訶迦葉詢問了一切法，阿難則隨其所問，一一答覆。
如此一再地反覆問答，在場列席之諸比丘則傾耳耹聽，並在一經確認後，就一回又一回地由優波離或阿難領導全體合誦。藉著合誦，大家依據同一形式，將同一內容，清晰地銘刻心中，因此這次的結集，往往被稱為作「合誦」；又因為在此集會的比丘是五百人，故又稱為「五百結集」。
無論如何，此舉是把釋尊所講述之教法和戒律，在入滅後之第一年，經由合誦而確立下來。此為釋尊所遺下而為弟子們最初之事業；其所結集之教法，即所謂的「五部」。
四
然而，現在回頭來披閱漢譯經典，其中與巴利律藏相當的有古來被稱為「四律」之律典。茲將其譯出年代、譯者、所屬部派列舉如下：
1. 五分律(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)三○卷
譯出：景平二年(424)
譯者：佛陀什(Buddhajiva, 423 來華)
所屬部派：化地部(Mahiwāsaka)
2. 四分律 六○卷
譯出：弘始十年(408)
譯者：佛陀耶舍(Buddha yawa, 408 來華)
所屬部派：法藏部(Dharmagupta)
3. 十誦律 六一卷
譯出：弘始年間(401～413)
譯者：弗若多羅(Punyatāra，弘始年間來華)
4. 摩訶僧祇律 四○卷
譯出：義熙十四年(418)
譯者：佛陀跋陀羅(Buddhabhabra，406 來華)
所屬部派：大眾部(Mahāsajghika)
以上所列舉諸部律，其譯出時間遲於前述「漢譯四阿含」者並不多，而且全都在西元五世紀初便已譯出。除「摩訶僧祇律」外，在其他三部律中，都有與「巴利律藏」之「五百結集犍度」相當之篇章，而且其中所記載關於第一結集之動機、參加之成員、時間、場所等，完全無異。而經由如此結集而成之經典，就是「長阿含、中阿含、雜阿含、增一阿含、雜藏」。但已如前述，所謂「雜藏」，雖被認為相當於「巴利五部」中之「小部經典」，然漢譯經典中，並無依照一定形式構成之經集。
無論如何，如今我們的確是面對一個既古老又新穎之資料，如果我們想進一步探知釋尊所說教法之真相，除了向「漢譯四阿含」及「巴利五部」探求外，實無他途可循，這是不容否認之事實。雖然如此，但我仍不得不聲明：這些資料，在你打算探求原作之真相前，必須先作嚴謹的文獻考證。其理何在？
如前所述，現存的阿含經集來自「第一結集」，此已無可置疑，而此一經集──阿含(Agama)，亦即「傳來之經」；然反過來說，若把當時所結集而成之原始經集，認為即是今日吾人所見之龐大經集，則萬難被認定，蓋因當時所結集者，不過是現形經集之雛型而已。其間，已經過許多變化、增多、附加，乃至重新編集等情形，才成為今日所見之「漢譯四阿含」及「巴利五部」。
如前文所示，「漢譯四阿含」包括之經數多達二四七九經，而「巴利五部」之經數，除了「小部經典」之十五分不計算外，仍有一七五○五經之多。據說，第一結集，約歷時七個月才告完成。於此期間，既要進行律之合誦，又有教法之誦出、吟味，其得以合誦出之經數究竟有多少？縱然加以種種情況之推算，亦難認定能有如此龐大之經數。因此，我們推定為在這期間，必然經過許多變化、增多、附加，或重新結集而成，除此之外，實在無可想像。
以下將繼續略述有關文獻之考證及其結論。
阿含經典之構成及其考證
一
如今置於我們面前的阿含部經集，既然是由「漢譯四阿含」或「巴利五部」所構成，則我們若想探知釋尊說法之真相，除了先探求這些經集之外亦別無其他途徑。然一如前述，釋尊所遺下之教法而經由弟子們合誦結集成之原作，我認為絕不可能構成如此龐大之經集。
然而在「漢譯四阿含」及「巴利五部」所見之經集，究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換言之，我們唯有先從這點加以體察、考證，才是當務之急；蓋對今日之我們而言，這才是得以接近經典原作的最根本方法。也因此，我們勢必要對「漢譯四阿含」及「巴利五部」作一番嚴格考證。現在，就將這項考證結果概述如下。
a. 漢譯之「四阿含」與巴利之「四部」(小部經典除外)，其原作之成立，均可追溯至西曆紀元以前極其悠久之年代，且其面貌亦迥異於今日之現存本。 巴利之「五部」係屬於後來所謂之上座部(Theravāda)，漢譯之「雜阿含經」則被推定屬於說一切有部(Sabbatthavāda)，「增一阿含經」大概屬於大眾部(Mahāsajghika)系統。另一方面，「四分律」屬於法藏部(Dharmagupta)，「五分律」則為化地部(Mahiwāsaka)所屬之律；而二者皆將「四阿含」與「小部」或「雜藏」之編集敘述為法之結集。若將上述資料加以仔細推察，則至少可假定「四阿含」或「四部」所形成之經典編集形式，應在部派分裂之前即已存在。
惟就「小部經典」而言，無論從其形式或內容上來考察，均可認定其編集年代稍晚；而與其相對之經典，即漢譯中之「雜藏」，則並未達到定型化之形式。
b. 於漢譯「四阿含」與巴利「五部」之中，「漢譯四阿含」中之「雜阿含經」與「巴利五部」中之「相應部經典」(Sajyutta-nikāya)是最為樸素之經集，其內存在著接近原始型態之經典。此乃現今研究阿含諸經之學者們所一致承認之事實。
而所謂「相應」(sajyutta=tied, bound)者，其意乃指「結合」或「歸納」，亦即將所述說同類旨趣之經典，經過歸納，編集在同一項目之下而集成。例如設立因緣、五蘊、六處等術語，或舍利弗、阿難、婆耆沙等人名，或帝釋、梵天、惡魔等項目，而集錄內容符合該項目之經典。
在漢譯方面，相當於此一經集者，稱為「雜阿含經」，然此處所謂「雜」者，並非指雜多或雜亂之意，而可能是指雜碎之意。中國之譯經師們雖知應將之譯為「相應阿含」，然由於他們注意到這部經集全都集錄極短小之經而成，由是乃選用此一譯語。
無論如何，集錄於此中之諸經，均為既短小又簡潔之經，且其所講述之內容，亦多為具體性、具有教誡性之教法；其中亦絕少摻雜後期之法相(體系化)、分別(理論化)等之思辨論旨。故乍讀此經之時，令人有如沐於親眼瞻仰佛陀法相、親耳聆聽佛陀金口宣教之春風中。蓋所謂「諸經之母體，原始佛典之根本」，誠然即指此而言。
c. 若將「漢譯四阿含」中之「雜阿含經」及「巴利五部」中之「相應部經典」視為接近原始型態之經典，則相對於此之「中阿含經」及「中部經典」，可謂係將之略為增大者。其所以稱為「中阿含經」或「中部經典」，而以「中」(majjhima=medium)為其特徵者，即是基於此一緣故。至於其增大之方式，則是形形色色；其增大之目的，亦不止一種。
例如，於「中部經典」中，有一稱為「布喻經」(M. 7. Vatthupama-sutta)之經，於漢譯之同本，即「中阿含經」第九三經「水淨梵志經」；若再檢閱「雜阿含經」卷四四．第八經(佛光．一一六)之「孫陀利」(Sundarikā，考其內容，可知相當於「布喻經」或「水淨梵志經」之後半。總之，「布喻經」或「水淨梵志經」可視為係「雜阿含經」中「孫陀利」一經之前半，附加上釋尊對諸比丘之說法而成所謂「中量」之經。
又如「中部經典」之四三，有一稱為「有明大經」(Mahā-vedalla-sutta)之經，其漢譯之同本，即「中阿含經」二一一之「大拘絺羅經」。此處之「大拘絺羅」者，係指素與舍利弗親近之比丘摩訶拘絺羅(Mahākotthita)；於「相應部經典」與「雜阿含經」中之若干經，即載有摩訶拘絺羅向舍利弗問法，而得到舍利弗明快解答之事?，此類例證，可以見於「相應部經典」第二二相應。第一三三經之「拘絺羅」(1)，或「雜阿含經」卷一○．第三經(佛光．三)之「無明」等經。所差異者，「有明大經」與「大拘絺羅經」係附加上舍利弗所作分別之說明而成「中量」之經。
另一值得重視的事，即在這些經集中，屬於弟子所說的經很多，稍加計算，至少也有二十餘經。如「中部經典」一四一之「諦分別經」(Saccavibhavga-sutta)即屬其例；而漢譯方面，「中阿含經」第三一經「分別聖諦經」則為其同本。在此經中，首先由釋尊就四聖諦法略說之後即起座離去，稍後由舍利弗繼續對四聖諦法，作詳細的分析說明，而成為此經之主體。類似如此，由弟子說法，而添加若干法相及分別之思辨論旨，即為此一經集之特徵。
d. 將這種增大、添加內容之過程，更加明顯發展而成立之經集，便是「長部經典」或「長阿含經」。亦即這些經集皆以「長」(digha=long)為其特徵；然在此，我們必須注意這兩個經集中的排列方法。 現在，若把「長部經典」之三四經與「長阿含經」之三十經對照一下，便可發現，除「長阿含經」第三十經「世記經」之外，其他的「長阿含經」諸經，均可在「長部經典」中發現其同本，只是，兩部經集的排列有下列差異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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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長阿含經〕 |
〔長部經典〕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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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分 |
四經 |
第二品 |
一○經 |
|
第二分 |
十五經 |
第三品 |
十一經 |
|
第三分 |
一○經 |
第一品 |
十三經 |
|
第四分 |
一經 |
屬於各「分」或「品」之經，其內容之傾向，若依「長阿含經」之分類，可概述如下：
第一分 有關佛傳或佛陀觀之經典。
第二分 有關佛陀觀及法相體系化之經典。
第三分 有關外道之經典。
(第四分除外)
如果從這種分類結果來推論，即知以上諸經的增大或附加，都是來自對佛傳的關懷、對法相體系化的關懷，乃至對外道思想的關懷等所產生的要求。
而且，在這經集中的各經中，最長(第四分之「世記經」除外)且又最傑出的經，就是「長部經典」一六之「大般涅槃經」(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；漢譯同本為「長阿含經」卷二之「遊行經」)。我們曾對該經加以分析，就各方面進行嘗試，使它還原為原始資料，卻發現該經竟是從「相應部經典」(或「雜阿含經」)中的三十餘經編纂而成的；對這個發現，不禁令人大為驚訝。
e.「漢譯四阿含」中之「增一阿含經」及「巴利五部」中之「增支部經典」(Avguttara-nikāya)集，此二經集則完全用另一種編集方法而成。所謂「增一」是ekottara (increasing by one)之譯語，即「逐次增加一數」之意；又所謂「增支」(avguttara)，原為說明屈「指」(avgula=finger)加數之語，兩者均意味著數目而言。並且，一如其語所示，這些經集，皆以數字為準則編集而成的。更具體地說，列出自一至十一之數字，並依之分類諸經，即是「增一阿含經」及「增支部經典」之編集方式。
那麼，究為何採用這種編集方法呢？為了理解此一原因，首先我們必須聯想到數字對當時的人們而言，普遍具有一種特殊魅力；其次，在當時的佛教徒間，從事所謂法相、分別等工作之趨勢逐漸增高，因而成立種種法數、名目，這可能就是這種編集方式被採用的直接起因。
總而言之，即使在釋尊的教法中，已有不少藉數目表示之法門，如四諦、五蘊、六處、七覺支、八正道等。其後隨著時間的演進，法相、分別等的運用亦逐漸頻繁，同時名目、法數的數目也越來越多；而如果要背誦、記憶那些法相、分別，利用數目可以說是最方便不過了。因而採用這種新的編集方式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。
若再想起「長阿含經」與「長部經典」中的「眾集經」(Savgiti-suttanta)及「十上經」(Dasuttara-suttanta)等，這些經與「長阿含經」和「長部經典」中其他諸經的「說相」完全不同，那是專門列記法相、名目的經，這些經促進了「增一阿含經」和「增支部經典」的成立；尤有進者，可以認為這些經集更成為日後阿毗達磨(abhidharma，論)的先驅。果爾如此，則這些經集恐怕在漢譯「四阿含」及巴利「四部」(除小部之外)之中，是成立最晚的。
不知是否這個緣故，在漢譯「增一阿含經」屢屢可見大乘佛教的雛型影像，例如：
「世尊所說各各異，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。」(卷一．序品)
「舍利弗！當知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，非小乘所能知。」(卷一八．第二十六品第九經)這就是「增一阿含經」之所以被認為可能屬於大眾部的緣故。
f. 被置於「巴利五部」最後的『小部經典』(khuddaka-nikāya)，是集錄前四部以外的雜經，其成立被推定為「巴利五部」中之最後期。關於此經集，第五世紀時成立的「一切善見律註序」(Samantapāsādikā) 曾如是評說：
「除長部等四部外
其他的佛語
被視為小部」
從其說法中，也可以體會出那是雜經的集錄。而相當於這個「小部經典」的漢譯經典，如前所述，是始終未發展出來的。雖然在「四分律」與「五分律」對有關結集的記載中，認為「雜藏」即相當於該部經，然而漢譯的「雜藏」並未被集錄成一個定型經集。巴利的「小部經典」所收錄的若干經，亦見於漢譯的藏經中，它共由十五分的經集構成，以下列舉其中的主要部分：
「法句經」 (Dhammapada)
「自說經」 (Udāna)
「如是語經」 (Itivuttaka)
「經集」 (Sutta-nipāta)
「長老偈經」 (Thera-gātha)
「長老偈尼經」 (Therī-gāthā)
「本生經」 (Jātaka)
顯然,這些是分別在某一時期所編集的經，而後被集錄於此，成為「小部經典」的一部分。而且，這經集的成立時期，被推定為「五部」中之最後期。不過，其中也有像「法句經」和「經集」等具有濃厚原始氣息的集錄，這在探求原作的形態上，也被視為有力的資料。其原因之一，或許是這些經僅用偈(韻文)，或以偈為中心而作成之故。蓋偈是韻文，故若與長行(散文)比較，則較少受到變化之影響，這也就是它適於保存舊有形態的緣故。
二
如上所述，漢譯「四阿含」及「巴利五部」之各部阿含，其成立順序，可概述如下：
1. 漢譯「四阿含」中的「雜阿含經」，及「巴利五部」中的「相應部經典」，分別在「四阿含」及「五部」之中，是最早成立的。
2. 其次，「四阿含」中的「中阿含經」，與「五部」中的「中部經典」，分別在「四阿含」與「五部」之中，是繼「雜阿含經」和「相應部經典」之後成立的。
3. 另外，「四阿含」中的「長阿含經」，及「五部」中的「長部經典」，想必是在前述之「中阿含經」或「中部經典」諸經前後時期成立的。
4. 然後，「四阿含」中的「增一阿含經」，及「五部」中的「增支部經典」，則是受到新要求與新觀念之促使，而以新的編集方式編成的，所以成立時期是在「四阿含」及「五部」中之較晚的。
5. 相對於以上諸部阿含，在「巴利五部」中被稱為「小部經典」的部分，則顯然具有後期成立的集錄之性質，其成立時期當然應該是巴利「五部」中的最後一部；而於漢譯中雖稱之為「雜藏」，則始終未能見其實貌。然而，古來講述有關「四阿含」或「五部」的文獻，常採用下列的順序：
A 巴利五部(
